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到科研界，中国科研的论文数量和专利成果也呈爆发式增长，科研界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危机往往会被喧闹的繁荣掩盖，在鲜花背后，中国科研暗藏着哪些危机？科研体系又有哪些弊病？
第一财经专访在国内外有20年科研经历的博士后李娓，探讨目前中国科研体系的现状及其弊病。
李娓年进入大学校门，~年中国一家知名理工大学发酵工程硕博连读；~在美国莱斯大学（Rice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研究；至今继续在莱斯大学从事微生物代谢工程的研究。
游走于中国与美国科研界，20年间她也曾跳出科研体系创建公司，据她观察，中国科研界在20年间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可以说是从“一片萧条”到“繁花似锦”，但也免不了有各种弊病，有些是中国科研界“独有的”，有些则是“世界通病”。
李娓认为，如果不跳出中国科研圈，很多“病”难以发现，包括导师权利过大、学生知识产权得不到保障、圈子现象、唯论文论等。“避免裙带关系和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现象，更加注重学生和老师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以及设计更有弹性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是目前中国科研圈急需作出的改变。”她说。
大树底下好乘凉
第一财经：你在中国取得博士学位，如今在美国大学搞科研，从你的经历来看，你认为目前中国的科研体系存在哪些弊病？
李娓：现今我在美国莱斯大学做科研，如果没有脱离中国的科研体系，我可能也不会意识到其中的弊病，因为人如果一直处在同一个框架下，即使意识到这个框架不合理，也很难想到如何去改变这个体系。
首先，中国科研界有出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现象。中国的科研团队像一棵大树下面有很多小树，一个课题组通常是由一位比较厉害的大老板带一群老师（俗称“小老板”），他们的科研经费和成果都是共享的，更容易有一些裙带关系。而在美国，科研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导师负责一个团队，带领科研人员、博士生、硕士生做项目。
第二，知识产权方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申请过几个专利。在中国，专利所有权归学校所有，因为我们是拿着学校的课题、经费、资源在做研究，当时对此也没有疑义。
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专利权益可以在发明人之间按照比例分享，导师根据每个人对课题的贡献把比例确定下来，这样就避免了日后在奖励方面的纠纷。我在莱斯大学的课题组曾经向欧洲转让过一个专利，每个参与者都获得了一定经济补偿。
我认为，中国学生在校期间申请专利的规则还有待改善。
第三，论文是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以及其挂名方式还有待商榷。中国有很严格的晋升制度，要达到一定的成果才能获得职称上的晋升，并且科研小组的架构让课题组任何一篇发表的文章都可以带上这个课题组所有人的名字。中国副教授、博导、教授晋升对在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但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亲自参与具体科研项目，但鉴于是在同一个课题组就可以挂名。我认为这对于课题的主要贡献者有失公允，对整个师资队伍的建设也是不利的。
第四，中国高校导师对学生能否毕业和拿学位的话语权太大，学生相对被动。很多理工科专业，为了统一标准和方便考核，学术委员会对学生的毕业和学位获取都有具体的研究成果考核，如发表专利、期刊数量和所发期刊在专业内的影响力都有要求。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的文章能不能发、发哪一种期刊都掌握在导师手里。
目前高校的状况是僧多粥少，博导多、博士生少，很多导师会利用自己的权力留下比较能干的博士。学校规定硕博连读4~5年可以毕业，但真正4~5年毕业的人少之又少，延期毕业已经成常态。如果规定的毕业期限脱离现实，可能要以更弹性的标准来衡量学生的科研成果。因为学生，尤其是博士生也有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毕业遥遥无期会影响学生对自己的规划。
美国的教授制度与中国不同。美国的教授到一定阶段就成为终身制，不涉及升迁，只涉及经费申请，对文章的要求也没那么严格。如果一个学生的研究成果没办法在期刊上发表，但又是值得认可的，导师可能就会放他毕业，让他拿学位，这种相对弹性的制度，不太方便去考核，但是更人性化。
第一财经：在科研领域真正有创造能力的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脑子中没有条条框框、无所畏惧，现在中国科研体系的氛围是否会压抑年轻人的创造力？
李娓：其实在国内外科研领域，有热情有创造力的人年龄跨度很大，其中最有活力的人群当然是年轻人。但现有的一些科研风气，确实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和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开创热情。
首先是创新大*的学生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是否能得到有能力、懂欣赏的导师的实质指导。在中国的科研团队架构下，有能力的导师的学生可能无法获得自己导师的亲自指导，多数学生的具体指导工作都是小老板代劳的，这或许也能出成果，但很多学生在报考导师的时候，是冲着导师的科研能力和行业声望去的，部分人进课题组才发现自己的直接指导老师另有其人，在比较大的科研组里是很普遍的现象。
另外，学生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能否得到合理的激励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热情。我在莱斯大学的导师就曾开玩笑说，如果专利项目转让或授权，按比例我们参与者至少可以买一辆豪车。这至少说明从科研成果转化的角度，美国的体系更能保障每一个贡献者的合法利益。而我自己在某理工大学期间申请的专利授权了，我都不知情。科研工作很苦很艰难，高校无法提供等同于企业或国外科研机构同样的报酬，这也间接导致了人才流出。
繁荣与危机
第一财经：某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曾撰文称，中国科研表面看起来一片繁荣，但实际上多在搞跟班式科研，如果这样下去是深藏危机的，你如何看待中国科研目前的“繁荣”与“危机”？
李娓：我从年入学至今整整20年，回顾这20年，中国的科研已经有了质的突破。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很多东西跟着别人后面做，但近几年来，中国有很多自主创新的成果，尤其在应用创新方面。
以抗癌药物为例，由于中国*策的灵活性和相关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近几年来中国抗癌药物的研发、上市比美国要快。美国的药物研发体系很完善，但制度性很强也不够灵活，很多东西已经在临床试验阶段，但还需要很长的周期才能出成品。相比美国，中国*策的灵活性和科研投入的力度是一个好现象。
当中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还没有超过欧美时，发展应用研究和*策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带动作用，当整个环境繁荣起来之后，科研机构才更有能力做一些基础科学的研究。
所谓的“跟班式科研”只是部分现象。以前项目立项，国内有些项目会参考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动向，有人云亦云的现象。我认为，这种不规范的现象永远只是个别情况，总体来说还是积极的、正面的，大家都在认真地寻找自己的方向，做自主创新。
第一财经：中国科研为什么在基础研究方面迟迟未能取得突破？
李娓：首先，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速度有关，学术圈也有浮躁的现象。
其次，中国科研的考核标准很高，希望达到国际一流，但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超越欧美国家，只能从应用角度做一些创新，才能达到这么高标准的评判要求。
近年来，中国在应用创新上做得特别好，原因在于中国的科研经费比较多，国家支持的力度也比较大。当整个行业繁荣起来，资金和人才都到位时，中国的基础研究很快就会有一些成果出来。
现在也有一些科研人员拿到经费后，一部分用于完成经费要求的内容，另一部分用于做基础研究。如今中国的科研人员已经有条件做基础科研，而不是像年以前，当时很多人有理想做基础研究，但条件不足以支撑理想。
科研乱象
第一财经：目前，论文是中国科研人员晋升和考核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是否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科研界的乱象？
李娓：年时流行一句话“熬成副教授”，这意味着当时高校老师几乎什么都不做，只要熬资历就可以做到副教授，但年后高校之间的竞争加剧，国家重点实验室也要评分，如果评分不够就要摘牌子，老师的压力倍增。
我在做博士期间，很多论文和成果都挂了大师姐名字，把她作为通讯作者（直接指导），自己直到论文发表的最后一刻才“被通知”。实际上，大师姐并没有直接指导过我的研究工作，也没有参与论文的撰写和修改。大师姐没有参与我的论文却署名了，一些真正为我的论文做过贡献的同学却没有署名。当时我们当然会不服气，但也没有办法、无能为力。
第一财经：你如何看待科研界蹭热点、发论文的现象？
李娓：科研界蹭热度、做补充研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像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国要求，除了和新冠病*相关的研究，所有的工种都要停工。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顶级的癌症中心做研究，他们实验室在此期间也想发一篇跟新冠病*基础研究相关的文章，可以套得上病*在人体中的免疫激活反应。如果可以发文章，他们就可以拿到相应的经费。
第一财经：科研界也存在“圈子现象”，你怎么看？
李娓：我在美国莱斯大学的课题组不断有国内高校的访问学者过来，有些课题组有一两个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这个组就可以快速发展起来，这就是这个圈子里的潜规则，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就像老鹰一样会保护下面的人。
其实这也可以一分为二来看，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对行业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对事情的把握比一般教授准确、有效，但也会有鱼龙混杂的问题。科研圈里常说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如果“站错了队就会很艰辛”。
第一财经：用项目圈钱的现象在学术圈普遍吗？
李娓：利用项目圈钱也是科研圈的“世界通病”。科研经费的投入，或者企业对项目的研发投入，很难用统一、简单的标准评判，这个时候就要看项目负责人怎么去包装它。在美国学术圈，晋升为教授后在学术方面的压力比较小，但需要获得经费，养活手下的科研人员，所以这些教授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市场营销。中国的经费来源更多，这种现象难免会有一些。
第一财经：你能否总结一下，中国科研体系要想做到真正的、长久的繁荣，目前急需作出哪些改变？
李娓：第一，要避免裙带关系和大树下面好乘凉的现象；
第二，要更加注重学生和老师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不能完全由导师来掌握学生的生死大权，要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