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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位名人明星因癌症离我们而去，不禁让人重新把视线聚焦到“抗癌”话题上来。面对癌症以及它所引发的疼痛，我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癌痛，即癌症疼痛，是癌症最显著的信号，也是最重度的疼痛之一。但是，因为患者、医院对癌痛的忽略，中国很多中晚期癌症患者仍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这剧烈疼痛的折磨。
“请给我来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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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春天开始，每到夜里10点，天津退休干部汪刚的家里都会迎来四个小伙子。他们是汪刚的亲戚与晚辈，都是20多岁，年轻力壮。
“就像每天吃饭一样。”汪刚对四位小伙子的到来早已习惯，甚至离不开。一到晚饭后，他就等待着四人到来。事实上，四个小伙子，已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救星。
“啊，疼了！”汪刚一声大喊。夜里10点刚过，他的腰椎发出一阵剧疼。以腰为中心，一股灼烧的撕裂感在汪刚体内呈放射状游走，痛点遍布四处，隔几秒就疼下。听到汪刚大吼，四个年轻人立马将他抱住，两人按住大腿，两人捏稳屁股。他指哪，他们就抓哪，以防痛点游走。最疼时，他想着挣脱掉四人环抱直撞墙面，以疼止疼。但四人一直死死抓住满头大汗的他，直到两三小时过去，疼痛渐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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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刚说，那是一种“千刀万剐的感觉”，有种掉进冰窖的无助之感。他今年62岁，是肾癌晚期患者。他的肿瘤病灶增生，压迫腰椎神经，下半身渐有剧痛之感。痛不规律，时长时短，多在夜里袭来。长达半年里，他无法睡上一个好觉，刚睡着，就被疼醒。
“他刚来的时候，都快截瘫了，走路都困难。”汪刚的主治医师、医院疼痛科主任医师王昆说。行医14年来，他见过各式被癌痛折磨的病人：歪着脖子的、躬身捂腹的、浑身冷汗的。还有严重到下身截瘫者，躺在担架上被送到病房，却无法让人抬上病床，只有挣扎着自己爬，“只要稍微一碰，他就喊疼”。
这些都是癌痛病人。癌痛，即癌症疼痛。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约万癌症患者，其中约62%伴有疼痛，在中晚期癌症患者中，该比例高达80%。像蜘蛛织网一般，肿瘤生长扩散，压迫周围神经组织，病人渐有痛感。随着病情加重，癌细胞向骨骼、神经及内脏等组织扩散转移，晚期患者会成片乃至全身疼痛，无法进食、睡觉，连喘气和翻身都成了奢侈。“癌痛已经是一种疾病了。”王昆说。
疼痛有10个等级的划分，多数中晚期癌症患者的评级都可达到7级以上。王昆的科室有26张病床，躺着的基本都是7级疼痛以上的。当记者在病房见到汪刚时，他右倾侧卧在床上，翻身不便，这个姿势让他更舒服。被问及当时有多疼时，他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10级！”
医院疼痛科主任王昆（者也摄）
10级有多疼？王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顺产生孩子和被开水烫，就是10级疼。”王云在中西医结合暨老年肿瘤科做了20多年疼痛护士。通常，她会让病人自己评估自己的病痛，给一个从笑脸到大哭脸的表情评分，得到的都是7级以上的中重度疼痛哭脸。
与生孩子、被开水烫的短暂疼痛不同，癌痛是慢性疼痛，如果不加治疗会越来越痛，对人的意志力是致命打击。疼痛是癌症最显著的信号，每一次疼痛加剧，都会使患者失去治疗信心，焦躁、抑郁接而袭来。研究显示，有近25%的癌痛病人有严重抑郁症，是导致自杀倾向的主要动因。
“很多患者，真是痛不欲生。”李萍医院疼痛与症状控制多学科协作组首席专家。她多年从事疼痛控制，见过许多患者痛得想要自杀，“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都见过”。李萍萍说，疼痛如果不控制，患者很难继续接受肿瘤治疗，或者干脆放弃治疗。
77岁的李海蓉是肺癌晚期骨转移患者，年发现肿瘤以来，她已生存10年，属肺癌患者中的长寿者。即便如此，时而袭来的肩疼、脊椎疼仍每日折磨她：晚上她不能躺下，只有靠枕头垫背坐睡，“能睡3小时就感恩戴德了”；哪怕是大夏天，睡前和醒后，她的第一件事都是去用热水烫肩膀，维持高位的体温。
“热点会好受些。”在医院的疼痛门诊前，李海蓉对记者说。疼痛有时伴着全身发冷，当日气温约20℃，她却裹着四件衣服来，里面穿上了秋衣，最外面包着两层毛衣。裹得严实也不能减轻疼痛，她不时用手摸摸右肩，对着墙角撞击。
一个月前，她的一位老朋友因肺癌去世。朋友临终前疼得厉害，一疼就喊，惨叫听得她心惊胆战——到最后去世时，骨盆都裂开了。而30年前，她一位同事的妈妈也因癌痛自杀。李海蓉一度也想过结束生命，来到疼痛科就诊前，她曾问过此前的医生：“有没有那种药？请给我来一针，让我没有痛苦地离开。”
“如果生命都是天天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汪刚也有过这种想法。但后来他一想，自己退休金过万，太多了，得给成家了的女儿留着，能活一天是一天。“我要是一个月三四千块的退休金，我现在肯定就死了。”
退休前，汪刚是天津某机关单位的正处级干部，负责侦查工作，立功数次。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前线，精神状态常常高度紧张。年，好不容易快熬到退休，眼瞅着能享受轻松生活了，他却在单位体检时查出肾上有肿瘤。当年9月，他做了左肾肿瘤切除手术。年复发，发现肿瘤骨转移，由此开启梦魇般的疼痛之旅。
为了缓解紧张工作，汪刚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能玩摄影，还能拉手风琴，在工作和生活中人缘不错。原本，他打算退休后走遍全国各地，拍风光大片，再给朋友们拍写真。但这已是他第二次来疼痛科了，癌症带来的疼痛打碎了他所有退休生活的规划。疼痛治疗外，他靠服用靶向药控制肿瘤。“我有点后悔那次去体检了。”汪刚说，如果不是查出癌症，他还能无所顾虑地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他还是过了两年好日子的。”王昆说，年那次住院后，汪刚的骨转移导致的神经病理性疼痛是被控制了的。控制好癌痛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步骤，能促进抗肿瘤治疗。医院医院，镇痛治疗门槛不高、手段趋于成熟，治疗有效率可达70%～90%。但问题在于，目前很多人无此意识。“等送到我这儿，已不可收拾了，这是最常见的。”王昆说。
“你老问我疼不疼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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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上午是王昆的门诊时间，一上午时间，他要看接近30个病人。10月11日的这次门诊，他反复对不同的病人说：“这是观念的问题。”“观念一定要纠正。”这也成了后来他受访时重复最多的话。
一个胰腺癌的病人携着家属而来。病人疼痛严重，进食困难。王昆仔细问后，建议及早住院治疗。家属一听不乐意了：“疼是小事儿，瘤子才是大事儿。”——后来，王昆对着之后的病人说：“像胰腺癌那个家属就是典型观念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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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众病之王”，癌症已经成为中国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肿瘤侵蚀人的躯体，也让病人和家属心理恐慌。一旦得癌，会力求治愈，以至忽略疼痛给患者带来的身心折磨。有研究显示，约70%的癌痛患者并未接受规范化除痛治疗，在默默忍痛。
“你老问我疼不疼干吗？赶紧给我治病啊！”作为疼痛科护士，王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询问、评估病人的疼痛情况。查房时，经常有病人这样反问她。她管理的病房内，30张病床约有一半都是癌痛病人。多年以来，这里都十分安静，很多病人疼得满头大汗、蜷缩一团，却一声不吭，只是让加紧治疗。王云有时会感慨：“中国人咋就那么能忍疼呢？”
“很多患者和家属想的总是治肿瘤，而不重视疼痛。”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刘慧龙说，癌痛也分为很多种，从广义上讲是“癌症相关疼痛”（CancerRelatedPain）。因肿瘤扩散直接导致的疼痛是其最主流，此外抗肿瘤治疗而导致的疼痛也在其内，如化疗、放疗等引起的疼痛。而无论是哪种疼痛，都是越早治疗越好。
“疼痛是疾病的第一信号，是肿瘤患者走下坡路的重要启动因子。如果饭吃不好，觉也睡不好，病人能对抗肿瘤治疗有信心吗？”王昆说，疼痛症状出现后，如果拖延1～2个月才镇痛，效果会很差。这是因为，癌痛对身体发生多次刺激后，体内神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导致痛域下降，外周和中枢神经敏化，小疼随之变成大疼，“比如从机制上看是5级疼，但病人的感受可能就是8级”。
很多“一碰就疼”的病人就是这种“敏化”。汪刚第二次入院前，坚持不让妻子碰自己，翻身、起床都自己来，“只有一碰，就射到全身疼，跟开关似的”。李海蓉右手活动困难，无法举起，每天也坚持自己更衣，靠着左手一点一点在袖子里蠕动着攒进去。
“我之前想的是，人岁数大了，谁身体还没点骨头痛。”李海蓉此前也没有主动治疗意识，以为疼痛是为这辈子之前的劳累还债。她当过知青下过乡，后从天津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工作整整20年，曾泡在冰水里劳动过多个冬天。后来骨痛难治，医院大夫建议来找王昆。
与李海蓉一样，疼痛需要治疗。耽误镇痛治疗，甚至会影响到神经和正常功能，不乏严重者至截瘫。汪刚差一点就截瘫了，如果妻子强烈要求，他可能都不会去疼痛科的门诊。而汪刚的对床，56岁的林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是肺癌晚期患者，3年前被诊断出来后，他当护士的女儿就医院为其病情奔走，尝试多种治疗方案，下身最后依然瘫痪。
多数病人来到疼痛科就诊时，已错过了最佳镇痛时机（者也摄）
“肿瘤的根治，是医生的最高追求，但也是最困难的。如果癌症能够很容易治愈，大家的感受也不会那么强烈了。”刘慧龙说，如果能将肿瘤控制、并减少病症，使癌症成为一种慢性病，社会也逐渐不会“谈癌色变”了。“比如糖尿病就是治不好的，但如果将血糖控制在一定范围，那病人该活80岁，还是会活80岁。”而多数情况下，以药物治疗为主的镇痛治疗，与正常抗肿瘤治疗并不冲突。
“带瘤生存”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肿瘤目前还不应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发展与否的问题。”王昆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肺癌生存10年的李海蓉。记者刚刚敲开走进他的门诊室，他就指着来看病的李海蓉说：“你先跟李奶奶聊聊，她是非常典型的患者。”
年，李海蓉老伴患肝癌去世。那一年她59岁，为此伤心抑郁许久，7年后自己也被查出癌症。年轻时，她“家庭成分”不好，没上大学，去了天津某国有厂干了一辈子，家庭条件有限。当年支援“三线建设”，也让她“欠下一辈子还不上的感情债”。当时家中1岁多大儿子被留在家里，至今与她关系不好。癌症复发后，她除常规用药外，再无其他治疗。
“我这岁数，就别浪费国家资源了。”说这话时，李海蓉脸上虽带着笑，但也能感受到背后的心酸。肿瘤治疗需要人陪，但家里很少有人陪她。儿子们都是普通工人，医保也能覆盖大部分药费，李海蓉不想再添负担。手术前一天，医院。
孤独地自食其力，这对这位老人来说是一种常态。年她突感胸腔不适时，是在公交车上——为了排解孤独，她每天会乘坐公交车，从家里做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回来。两年前，自认“倒霉了一辈子的”的她还被查出脑梗。她自嘲这说，当时第一反应是：“还不错，脑梗比脑瘤好。”采访后，她对记者说：“能跟你说这些，我真高兴。”
基于李海蓉的例子，王昆认为，“带瘤生存”并不可怕，会是一种基本趋势和原则。这么多年总结下来，他认为，凡是存活时间长的患者，一定是对病情了解、对症就诊的患者，“心态尤其重要”。而往往最能影响病人心态的，就是疼痛是否持续存在。
为药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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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需要被缓解，甚至治愈，而当前，针对疼痛最主要的治疗手段仍然是口服药物。
在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开始推动癌痛“三阶梯”止痛治疗，以年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用药“三阶梯”为指导原则。“三阶梯”，即根据癌痛的轻、中、重度等级，选择相应强度和疗效的止疼药。当疼痛达到中度及以上时，就可根据病情使用阿片类药物。年，原卫生部也印发《癌症疼痛诊疗规范》，推广癌痛规范病房项目。
阿片类药物，是指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体内外的衍生物，与中枢特异性受体相互作用，能缓解疼痛，产生愉悦感。它的一种重要成分是为人熟知的吗啡，另一个更广外人知的名字是鸦片。
“阿片就是鸦片，两者属同一词源（Opioid），只是翻译不同。”刘慧龙说，之所以翻译不同，也是考虑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人心灵的冲击和影响。那两场发生在两个世纪之前的战争，至今仍让此类药物在医药界的推动困难重重。年，因为对患者使用吗啡，医院肿瘤科医生张建伟甚至被家属告上法庭，案件审理两年，引发中国医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