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患癌后，相比前两次，我的焦虑感轻了很多。命运无法逆转，那就接受吧。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
文
苏惟楚
编辑
冯翊
71岁的史安俐小心地揭开T恤衣领，锁骨下方，胸口左侧淡粉色伤疤露出扇形的一角，它比别处的皮肤更贴近骨骼。这道伤疤一直延伸到她的腋下，存在了32年。这是第一次乳腺癌手术留给她的烙印，近乎毁形，但在当时意味着“彻底根治”。
这名前卫生部官员，在过去三十年里先后患有三次癌症：乳腺癌、直结肠癌、三阴乳腺癌，分别在39岁、56岁、68岁。
“我就是分管肿瘤防治的，结果自己得了这个病，特别丢人。”史安俐说。
因为乳腺癌，她的左乳、胸大肌、胸小肌、淋巴结被切得干干净净。她不愿意与人聊起病情，也会穿宽松的衣物，佝着背，特别怕进公共浴室，十七年间，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直到再次患有直结肠癌，自己在朋友的引导下，参加了患者互助组织工作，与孤岛建立了连接。
史安俐在卫生部科教司工作了30年，疾病像身体里的警报，随时都有可能拉响。为了追上疾病的步伐，退休后，她通过医生、网络和国际会议，继续寻找发病原因与解决方案，“我是不能停的，也停不下来。”
68岁那年，史安俐保存完好的右乳出现了两个肿块。这一次，她赶上了新的观念和技术，医生做了局部切除，外形几乎无损。
“我的身体见证了科学的发展。”她说。
她手指的方向，隔着衣物，是两道相隔30年的手术痕迹，一道从胸口蔓延至腋下，几乎刻进骨骼，一道伤疤轻浅。
中国几十年关于癌症的抗争和徘徊、损伤和恢复、失败和希望都被写在了上面。
以下为史安俐口述：
史安俐近照。受访者供图
患癌的事传遍了卫生部
39岁那年，身体传递的信号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癌症如此具体可感，它是有形状的，楔进了身体组织里，从某个中心呈弧形不断向外扩散。
确诊是在比利时完成的。
年，我作为国家卫生部的公务员，在安特卫普市（比利时港口城市）参加世卫组织培养管理干部国际培训班。一天晚间洗澡，我摸到了左侧乳房，它不是光滑的，能摸到一个不规则的肿块，老师上课讲的“（皮肤摸起来像）麻袋片”“肿块边界不清”一下在脑中变得无比清晰。
授课老师推荐医院，我现场做了生物活检，没有打麻药，活检针跟餐叉的尖差不多粗，啪地戳进去，一块肉被拽出来，疼得我都不能呼吸。
20分钟后，结果出来了。医生跟我说：“Iwilltellyouabadnews.（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得了乳腺癌，有一块很大的肿瘤，而且发现了淋巴转移。
他说了很多，我眼前灰蒙蒙的，明明是白天，天“倏地”一下就暗了，我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两眼眯着，没任何反应。
医生问我，你是不是听不懂啊，是不是要翻译。
我坐正了跟他说，我什么都明白。他一再表示可以为我安排治疗，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公派的留学生，得跟组织汇报。
医院，哭完就往大使馆赶。
消息惊动了部长和司长，连同我爱人都被叫去一起商量，最后大家统一意见，让我回国治疗。
那时，治疗手段和康复知识都有限，人人“谈癌色变”，拿到诊断书就好比拿着判决书。即使在我们卫生系统内部都不例外，我患乳腺癌的事传遍了整个卫生部，我爱人的同事都听说了这件事。部里我算是第一例患癌症的，连部长也来病房探视。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去山西插队，知青和当地村民对“癌症”没有任何概念。当时中国更重视的是传染病问题，比如肝炎。我常看到有人因为缺医少药白白送命，那时起了学医的念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年，我进了卫生部科教司。
如果没有那次意外，在欧洲的学习结束之后，我将直接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工作。那时我已经通过了面试，只等毕业和后续手续。
回国后，大使馆和鲁汶大学为我举办了欢送仪式。我坐在两位师长前面，“哇哇”地哭。我的事业，从天上“啪”地落在了地上。
前排蓝衣者为史安俐，她刚做完乳腺癌手术一周后。受访者供图
从全部切除，到局部切除
我第一次把硅胶义乳穿在身上时，距第一次乳腺癌手术已过了14年。那一天，我对着镜子哭了很久。
这是一个台湾朋友送的，沉甸甸的。她给了我几套，作不同用途，游泳时穿戴的、日常穿戴的，配着不同颜色的文胸。
那时的中国大陆，刚进入千禧年，义乳的概念还没有普及。在此之前，我在假肢厂订做了一个泡沫作的义乳，特别轻。身体两侧承重不一样，时间久了，我的肩是斜的，背是塌的。
那个台湾朋友看到我泡沫制的义乳都惊呆了，说，没想到一个国家部委的官员，居然用这么粗陋的东西。
医院的那次手术，用现在的眼光看十分原始，医生将我的左乳等部位切了个彻底，堪称“彻底清扫”。现在就很好，患者可以做乳房重建手术，在皮瓣下植活血管神经。
那时的癌症治疗看起来都很粗线条。医院，分科也没有现在这么细。就诊资料都是手写，没有电脑记录，全是纸质材料。
手术后的放疗设备并不精准，为了彻底消灭癌细胞，放疗的过程中，剂量被盲目地提高，范围也被扩大，癌细胞周边的正常细胞也被误伤，我的食道被灼伤，吞咽口水都痛，更不提饮食。每次饭前我都得喝氢氧化铝，把食道抹上一层。
手术当夜，我左边的胳膊出现了血肿，肿成了原来的两倍粗。后来很多年里，接见外宾时，即使是夏天，我也得穿长袖遮掩。
药也是缺的。化疗之后，白血球掉得很厉害，没法接着化疗，但那时也没有升白血球的药。整个人成天跟踩棉花似的，软趴趴，迈不开腿。
我是学医的，对于医生给出的方案，我完全接受而且服从。
那个年代家里有浴室的很少，洗澡要去公共澡堂，每一次进去前，我都得给自己鼓劲儿，蒙着大毛巾进去洗，往角落一猫，恨不得所有人都看不见我，女儿进澡堂也会刻意为我遮掩。
十七年里，除了医生，我很少、也不愿跟别人聊起病情。
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得乳腺癌，我热爱运动，身体条件很好，还那么年轻，在当时，癌症几乎与“衰老”和“死亡”相连。也正是那个阶段，主流的观念便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杀死癌细胞，因为没有什么比失去生命的代价更大。这样的观念也影响着我，我还很年轻，我不想死。
我第一次出院回到办公室那天，同事们照样寒暄，没人提起这个事。直到他们开始替我分担手里的重物，我才意识到，同事们什么都知道。
68岁那年，我第三次患癌，右侧完好的乳房里出现肿块，其中一块是三阴乳腺癌，这种病很难治，复发转移都很快。
但与之前不一样的是，医生选择了局部切除乳腺，外形上几乎没有太大损伤。
几十年前，医学界还是“清除癌细胞，一个不剩”的观念，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将癌症归结为慢性病，当癌细胞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时候，人们被允许“带癌生存”。
医学的进步是写在我身体上的。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发布中国癌症分布情况，媒体将发布结果制成了“中国癌症地图”。图片来源/生命时报
“四个厕所距离多远我都算得清清楚楚”
在距离退休还有4年时，我的工作非常繁重。作为卫生部体制改革小组的成员，我负责组建国家卫生监督中心，负责制订卫生监督执法检验技术规范，当时几乎是白纸一张，我不得不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件事，整夜整夜地熬着。
不久后，我被查出了直结肠癌，直肠和乙状结肠中间的一段被切除。
治疗时，科室间都没有统一的治疗方案，诊疗方案甚至还互相矛盾。做手术的大夫说不用做放疗，做了会永久性肠粘连。但放疗的大夫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做，你就是放疗的适应症，不信你上网查。”
这一头放疗没有结束，那边化疗的大夫又安排了化疗。无缝相连的放疗和化疗安排，几乎摧毁了我的身体。每一天化疗结束后，整个人瘫软，犯恶心。药物渗到了神经末梢，血回流极慢，指尖是紫色的，又麻又痛。晚上常常疼醒，手里一摸，被单洇了一层汗。
更尴尬的是，手术后，人控制不了排便感。
当时我还住在和平里，去地坛公园步行只有5分钟，但我从不敢去，怕闹笑话。主治大夫是孙燕院士，他说我脸色太差，要增加营养，要运动，要通过锻炼控制排便。
我强迫自己出门，地坛公园四个门，四个厕所距离多远我都算得清清楚楚的。
最怕的是出差，往往我讲话到一半，把东西一放，就往厕所跑，回来再接着讲，但大家都挺宽容的，开始我不太好意思说。
我是按司局级退休的，一些曾经的下属做到了副部级。我有时会有这样的念头闪过：如果没有癌症，我会不会走得更远一些。
我一度特别沮丧，觉得自己倒霉透了，直到去观看北京癌症康复会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
帷幕一拉开，我整个人就被震住：这些表演者都是癌症患者，但他们脸上都闪着光，笑得很开心。台下的我，整个人暗沉且苍白。我看着他们表演，坐在那里掉眼泪。
那会儿有一位叫何芝的患者，她的癌细胞全身转移了，跳腰鼓舞，彩绸舞得特别好，她说我活着有一口气就要跳，要让别人记住我的笑。
康复会的节目上了央视一档早间新闻，主持人说这是用“生命书写的战歌”。
71岁的史安俐仍在癌症康复会工作，参与国内外各类会议和研讨。受访者供图
连接孤岛的努力
抗击癌症这件事上，没有人是孤岛，国家也是这样。
想想中国抗癌的开端。上世纪70年代，肿瘤防治办公室筹建后，我们缺钱也缺人，后来跟美国合作。尼克松搞了一个抗癌的“登月计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用了很多资金来做癌症项目的研究。由于我们这些人都是俄语的底子，不知怎么申请英文的项目，就派人去美国实验室干活，从项目申请步骤学起，学先进技术。
另一方面，对美国的研究者而言，*种人在流行病学的调查中占了很大一部分，少了中国的样本，调查就不完整。从80年代开始，中美癌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一起在河南林县开展食管癌的研究。流行病学的办公室、筛查车、后勤厨房，都是来自中美合作项目资助的经费建立的。现在癌症研究的合作还在继续，中国在肿瘤防控方面有了很大进展。
临近退休那几年，我的工作重心慢慢向中国癌症基金会过渡。那时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当时不到30岁，乳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向全身转移了。
我是她婚礼的证婚人，女孩穿了一件白纱裙，挽着丈夫向我走来。我的心揪在一起，嘴哆嗦着叫不出她的名字。女孩跟我撒娇：史老师，我叫莎娜。我当然知道她的名字，但就是念不出来。
为了一支元的赫赛汀（乳腺癌治疗药物），莎娜的丈夫卖了一套房。后来，我在中国癌症基金会做抗癌药物的患者援助，联系她想提供帮助，但她已去了日本，那里的药便宜一些。10年后，她还活着，被推荐进了实验组，接受赫赛汀第二代的治疗。
有时候，癌症患者因为缺少医学知识走了太多弯路。
三年前，我处于第二次乳腺癌的化疗阶段，医院的日间病房。屋里有一对夫妻在讨论病情，俩人是外省养鱼的，家里条件很差，女方患了乳腺癌，手术、放疗和化疗都做了，吃了很多苦头。但她病情依然在加重。
我听了很生气，把医生叫了过来，说他们漏了一种检测，这种检测能确定病人是不是乳腺癌HER-2阳性，这一类的患者病情非常凶险，极易出现复发转移，本该早早确定以便对症下药。
一如我所料，检查后，妻子果然是HER-2阳性，医生赶紧开了处方。夫妻俩哭着跪在了我的床前。
现在，我还在工作。对我而言，这就是一种康复，我是停不下来的。第三次患癌后，相比前两次，我的焦虑感轻了很多。命运无法逆转，那就接受吧。对现在的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
但不管是直结肠癌，还是乳腺癌，身体里的警报一直没有解除，我还是要服药，定期复查和体检。
最近的一次检查，显示屏里，很久之前溃烂的那个部位渐渐变得平滑，它恢复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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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惟楚
无论正邪敌我，我都把他们还原为人在写。
作品包括《一个女医生之死》
《医院“号贩子”：一场艰难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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